中国区域发展正呈现新特征，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时代已经到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27日下午，博鳌论坛举行“中国区域发展的都市圈时代”分会，《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财经》智库总裁张燕冬、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所所长李迅雷、北京师范大学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刘学敏、中国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徐宪平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张燕生就中国区域发展都市圈时代的现状和未来进行深入探讨。
优先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徐宪平说，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比起构建跨区域城市群，更能产生积极的落地效应和示范效应。
顾强认为，可以微中心建设来促进都市圈空间结构的优化和高质量的发展。中国都市圈与国际比较，差距不在核心区，主要在微中心和节点城市上。世界上有若干个大都市圈，如东京的核心区962万人，其都市圈在第二圈第三圈层20-50万人口的城市有18个，北京核心区有1634万人，但微中心、节点城市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都市圈。北京20-50万的城市只有7个，差距明显。 北京周边的城市大部分是一、二万人，并没有达到和都市的核心区有高效的连接。究其背后的原因，一是城市规划理念滞后、资源配置错位、跨行政区不能统筹；二是没有把节点城市、微中心建设发展纳入都市圈空间规划体系和范畴，以促进都市圈空间体系结构的集约化和合理化。
我们定义的都市圈是通勤范围在一小时内，可实现高效连接及融合的网状的城镇体系。北京已经批复了2035城市规划，周边的一些城市都是2035版城市规划，但城市发展已经跨行政区了。所以，要促进都市圈空间的合理化，促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首先是要把周边的微中心和节点城市纳入到我们的都市圈规划。现在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推动都市圈空间规划的编制，如果有这一轮的规划，把节点城市的建设纳入其中，对于我们未来无论是都市圈的发展，还是城市群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都市圈时代需要都市圈思维
刘学敏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都市圈时代，要确立一种都市圈的思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快速推进，目前城市化已近60%。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导致的结果，是产业的聚集和人口的聚集，客观上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都市圈化，也就是一个大城市通过圈层向外围扩散。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口的都市圈化，人口同时向核聚集，同时也向外层的圈层聚集，而且外层的圈层聚集速度更快。我们做过一个统计，上海市2010年-2017年城市片区人口的增长大体是60多万，但是周边的圈层扩散是它的二倍。
二是就业通勤的都市圈化，城市的溢出效应，加之中心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人们不得不选择职住分离的生活方式，生活在成本相对便宜的另一个行政区域，跨行政区的通勤已经成为可能，也形成了规模。在北京，可以看到每天通勤来回流动的人非常多，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三是空间扩张的都市圈化。城市的扩张它是有圈层的，圈层的扩张是随着廊道或者轴带向外扩张的，有很深刻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背景，结果是使外围的节点城市，开始网状化的发展。
四是产业联系的都市圈化。中国都市圈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高度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圈，要求我们必须摒弃原来城市化的压力，必须按照都市圈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用系统的思维、创新的思维重新审视未来的城市化。
都市圈的制度创新
徐宪平认为，政府在推进都市圈的建设中，重在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政府主要的着力点是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建立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从以往的实践来看，政府抓的最有成效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一体化，从高铁到地铁，从路网到枢纽，这些年一年一个大变化。最难办的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为这涉及到要拿出真金白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省与市的财权和行政权分配。当前最紧迫的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这是体制改革最大的难点。这个体制破除了，才能逐步推动在城市圈内实现城乡一体化和融合发展。
我们国家2018年城镇化率59.58%，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3.37%，这里面差了16.21个点。去年13.95亿的人口中，按照这个算，8.3亿的城镇人口中有2.2亿的农民工。我一直建议，这些农民工是否可以居住在城里，有稳定的职业和居所；只要在城里居住和工作年满10年或者是15年以上的，是否可一次性解决户籍和他们的后顾之忧。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同时有利于扩大消费，扩大投资。2018年农村居民的年均收入1.46万，城镇居民的年均收入3.92万，农民工的年均收入4.62万，他们不是包袱，而是财富。
李迅雷希望以人的自由流动为前提，来打破区域间的壁垒，消除种种行政体制的约束，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进行及时修正，从而推动都市圈的发展。从80年代初推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分别经历了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接下来是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到现在的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等，这些区域发展规划总体是应该认可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反思。如说沿海地区的优先发展，现在有一半的城市欣欣向荣，还有一半的城市已经走下坡路了，因为资源是有限的，一些城市的繁荣，必会带来另外一些城市的没落。如粤港澳和长三角在吸纳人流上有一定效应，2018年的数据，广东省增加了80万人，浙江增加了50万人口，更有可能形成上海和杭州相连的都市圈。北京的虹吸作用肯定是有的，但是北京的辐射力到底有多大呢？规划没有错，但是需要有相关的制度做配套。要形成都市圈，但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流入，这样的都市圈是建立不起来的。东京的人口占到了全国人口的1/3，首尔占到了1/4，巴黎可能要占到整个法国的1/5，纽约人口是全国的8%-9%。但上海人口只占到3%，2035年上海的人口不能超过2500万，这势必会影响都市圈的发展，必要时可考虑减少上海的农业用地，以增加人口流入。广东做得比较好，广州和佛山已经基本形成一个区域了。北京要更加反思城市规划，都市圈的设计上，怎么样做更加合理。因为从自然条件来说，长三角的自然条件是最优的。东京的条件不如上海，但是已经吸纳了这么多人口，到目前为止，日本的人口已经负增长，但是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还在增长。
贾康希望，都市圈的发展建设可以推动中国配套改革的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中央地方的体制关系，是中央关于配套改革里面作为改革重点的一个特定问题。现在推进财政改革，需要中央地方之间事权合理化，清晰化。涉及到都市圈的发展，各个地方各有特色，各自强调自己特色，争取中央层面的补助，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支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须坚持1994年推出的分税制。现在地方层面感受到的地方财政困难，土地财政之下的短期财政危机明显，问题在于省级以下没有很好地执行分税制，而是搞了分成制和包干制。在都市圈的发展中，可通过三层级分税制的落地，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关于依托体制变革、发挥都市圈的财政作用，贾康强调，一是在都市圈发展过程中，要认同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即市场决定论。各个都市圈有其特色和侧重点，北京更多要强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创中心，上海要强调经济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等等，这些特色会真正发挥其潜力和活力。二要强调有为政府，政府必须发挥自己的作用，兴利除弊。守正是第一位的，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政府要牵头把各个都市圈的规划落实好，做到规划先行，规划需经受历史的考验。三是政府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要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地接纳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使其尽快融入城市。要达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要有机制创新，比如政策融资下的PPP，财政过去追求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