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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抗战老兵高泽沛:难忘七七事变后潘光旦抗日演讲

高泽沛 摄影/郭澄子

嘉宾简介:高泽沛,在台抗战老兵,1920年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五期。

本文系凤凰网历史频道对话在台抗战老兵高泽沛文字实录,采访:周昂,整理:唐智诚

从小痛恨日本人 小学时立志参军

凤凰历史:您当初为什么会决定报考黄埔军校,参军抗日?

高泽沛:我参军抗日,是从小就有的想法。在我小的时候,日本就开始侵略中国,我记得5月“国耻日”(编者按:因“二十一条”的缘故,民国时各学校每年以5月7日和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特别多。凡是国耻日那天,小学不上课,早上就开纪念会。所以印象里,尤其是对日本人,非常痛恨。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父亲问我和哥哥,你们将来准备做什么?我哥哥讲,他将来要当空军。我父亲说,中国的空军刚刚起步,现在去参加空军不适宜。我说我要参加海军,结果我父亲讲,中央没什么海军,只有东北有第三舰队。我就改口说,那我学陆军好了。我父亲讲,学陆军,将来最好是能够到国外去一下,最起码要陆军大学毕业。

至今难忘七七事变后潘光旦的抗日演讲

高泽沛:我是在上海念的小学,中学是到天津南开中学,念到初中二年级,又回到上海念初中三年级,因为那时父亲、母亲都在上海,等到我父亲去世以后,大家庭就搬到北平去住了。那时候南方是高中一年级结束时,就要接受三个月的军训,可是在北京,由于日本人的干涉,高中一年级没有军训。后来日本人同意高中二年级和大学二年级可以接受军训,但是只有一个月。我是在颐和园旁边的西园营房受训,训练的部队是29军的38师(编者按:应为37师),宋哲元是军长,师长是冯治安,大部分干部是111旅的,还有吉星文219团的。

1937年7月8号,也就是“七七事变”第二天的早晨,睡在我旁边的同学问我,你听到炮响没有?我说,没有听到。起来之后,就发现军官已经走了一大半,可是我们并没有离开营房。那时候,北平的老百姓很积极地在劳军,尤其是吉星文这个团。卢沟桥事变都是近距离战斗,吉星文的部队有大刀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过了一段,一个月的军训时间到了,可以回家,可是我们要等宋哲元军长从老家回来举行结业典礼。等宋哲元的空闲时间里,就请了大学的教授给我们演讲。我印象最深的是清华教授潘光旦,他只有一条腿,用拐杖走路。他上台就跟我们讲,同日本人打仗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根本就不必在乎他这一仗。

南京失守后考了黄埔军校

高泽沛:等到我回到家里,一看我母亲他们都不在家,到天津去了。因为那时候天津有租界,住在租界里面比较安全。房子是我婶母哥哥王树常的,我们叫他三舅,他当过河北省政府主席。他原来属于东北军,西安事变以后,就在郑州的绥靖司令部当副司令。所以他本人不在天津住,这个房子是空的。

我二哥在安徽省政府做事,后来他从安庆打来电报,要我同另一个哥哥到安庆去。途中经过南京,就遇到了警报。那时政府在南京的民间组织非常好,一有警报,民间就有人来维持秩序,让人疏散。到了安庆以后,公立学校没有住的地方,只有进私立学校。我就在圣保罗中学的高三借读。过了不久,哥哥叫我们到安庆的轮船码头去,坐上船就到了武汉,事后才知道,那天是南京失守的一天。

到了武汉,正好东北大学路过,要往西安的方向去。二哥就叫我们随着东北大学走,因为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认识校长,跟着一起走,等于就进东北大学了。但我们没有同意。当时黄埔军校在武汉招生,共产党的大学也在武汉招生。结果我就考了军校,那是民国26年底。军校是分两批招生,一批在长沙,一批在武汉。等长沙的同学到武汉集中以后,我们就重新再编队,先坐船到宜昌,在宜昌停留了有两三个月,又坐船到重庆,再从重庆走到璧山,大概有90里路,要爬山。一早起来出发,黄昏时候才到,到了之后,在规定睡觉的地方,倒下来就睡着了。

在璧山待了一段时间后,就行军到四川,到了四川后并没有马上到成都。那时多少还有点军阀割据的意思,军校进去就等于中央军进去了。我们在成都外面的龙泉驿停留了一个多月,就进了成都。我是十五期一总队,在成都本校,还有十四期的总队。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学到,我们去了,他们就延长了一个月,当时同学的人数差不多有1500人。另外有个大队在新津,将来要到空军去,这个大队属于我们总队。还有辎重兵学校也带训一个队,所以加起来将近两千人。不过这两个单位的人当时都没有见过,到了台湾才碰头。

毕业时就怕留校 想尽办法上战场

高泽沛:军校十三期、十四期的学员是从南京出发,一直步行走到四川。十三期在铜梁就毕业了,十四期到成都毕业。我们十五期算是比较特别的,开始坐船,到四川以后才开始走路,而且我们受训的时间长,民国29年7月才毕业。有留在学校里的短期干部要派到部队里去,我们同学就要接替这些干部的位置,我就怕留学校。

那时候我二哥已经到重庆了,我就给二哥写了一封信,问我们是不是可以到部队去,因为我考军校的目的是抗日,果我哥哥在军中并不认识什么人。我小时候的同学是冯庸的太太,当时冯庸是第六战区军法处的处长,我们那个部队的参谋长到重庆开会,就来看冯庸,冯庸说有两个弟兄,部队是不是可以调去。差不多9、10月份,我们就被部队调去了。部队调去要优先,不然留在学校的机会很多,因为我是步兵,步兵中差不多两个人留一个。

非中央军的装备差:排长没手枪连里少机枪

高泽沛:第二年,我被派到步兵连里,我哥哥是骑兵,他就被派到骑兵连。我们的部队是战区的预备队,也就是机动部队。这个部队从民国16年就离开四川出来剿匪,当时的师长是郭汝栋,参谋长是萧毅肃,投共的郭汝瑰还在26师里当过营长。当然我们到部队的时候,这些人都不在了,师长是原任32集团军的参谋长刘广济,山东人,后来在台湾去世。

到了民国30年3月,上高会战发生了。此时,刘广济师长已经换了,由副师长升师长。

上高会战一开始,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仗,我只是排长,什么消息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不是中央军,部队的装备都比较差,排长连手枪都没有。一个连照说应该有9挺机枪,但我们只有6挺。因为一个师有三个建制团,还有个野战补充团,我们那个师就把另外三个团的武器拿来给这个野战补充团,所以你这一个连的机关枪就只有6挺。同在一个军里的105师,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一个连可以有11支机关枪,同时武器丢了也不往上报,它有仓库,可以补充,因为105师在西安事变时是张学良的卫队师。

第一次参加作战:子弹就在耳边响像放鞭炮

高泽沛:那么上高会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住在金华附近吧,记不得了。由金华到鹰潭是有铁路的,再往前走就没有了,要走路。浙赣铁路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了,因为怕日本人利用铁路来进攻。我们走到樟树过河,可是先头部队过河的时候,没多久就同日本军队接触,发生了遭遇战,我们完全不知道。日本人当然也不知道有部队会来,他也没有情报。一打之后,日本的部队就往后稍微撤一点。等我们过河的时候,铁路已经完全被破坏了,桥已经被炸掉了,我们就在桥附近找到渡轮,坐在另外一只船上,渡轮把船拖到对岸。等到整个团过去以后,我们再往前走。

先头部队在中间,我们是在右翼,没有好久,就开始听到枪炮的声音。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作战,听到的枪炮声音同自己打靶不一样。自己打靶时子弹是往前走,而打仗时子弹向你这个方向来,就在耳朵旁边响,霹雳啪啦像放鞭炮一样的。因为它是突然的响起来的,不是一枪一枪响,第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有点紧张,过了一两分钟之后,就平静下来了。到晚上就没有枪炮声音了,所以也没有看到什么。晚上在村庄里面设防,可是排里也没有电话,连里头也没有电话,对前面的作战情形完全不了解。

士兵痛恨日本人:对尸体还要开枪

高泽沛:几天过后,上级命令我这个排去攻击前面的村庄,只知道那里有日本人,详细情形完全不知道。那个村庄很小,就几户人家。在我们和村庄之间,有一片小树林,都是刚开始成长的小树,只有手臂粗细。我是在第二营,正准备行动,正好我们团第一营经过。他知道我要攻击这个目标以后,很奇怪,营长居然下令全营都向这个目标攻击,我反而变成配属的了。人多势众,士兵们很勇敢,都是站着拿着轻机枪,一边往前走,一边扫射,事后几乎每一棵树都有弹孔。我们前进时看到有的日本人被打死了,倒卧在地上,我们士兵见了日本人的尸体还挺痛恨,对着尸体就打一枪。我们用的79步枪很厉害,打了之后身体会往上蹦起来十公分。

走到小树林边上,一营就走了,剩下我这个排来搜查村庄。因为只有几户人家,我就决定派一个班进去查,两个班在外面掩护。可是这里有个问题,我们部队出发那天,有新兵补进来。因为征兵的部队怕这个新兵跑掉,征过来之后就把他关起来,没有训练,补充到部队里以后,没训练我们就开始行动了,所以那个兵没有受过一天的训练,结果他就出事了。

那时候老百姓的房门是两扇木头门,在房子里头用横着的门闩一插,就关住了。这个新兵,没有警惕性,他把门一推,里面就有人把他的手一拉,拉进房里去了。班长看到这个情况,证明房里有日本人,他就叫另外一个兵把门推开,并且在推开的瞬间投进去两颗手榴弹。手榴弹爆炸之后,他们就到房间里去搜查,找到三个日本兵、一个日本中尉,缴获了三支步枪、一把战刀、一支手枪。被拉进去的新兵也没有找到,那个时候很惨,打死的就没有人去管了。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作战的状况。

四里外的部队遭攻击 没有通讯设备连里不知道

凤凰历史:您当时有没有目睹过日本人犯下的罪行?

高泽沛:这个我没有怎么看到。我个人算是比较幸运的,没有被打到,可是我们连的另一个排有伤亡。在我们驻守的阵地前面四里路的地方有条河,另外一个排被派去守着那条河。连里派这个排出去之后,后面应该要有支援的部队,但我们没有通信设备,四里路的距离,中间都没有联系。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做法不太高明。

那个排到河边没多久,日本就被打败了,往后撤退时经过这条河流。日本人发现了这个排,就向这面开始射击。他们是大队人马,排长就叫这个排往旁边撤。结果这个排都没事儿,在最后的排长被打死了。但是连里还根本就不知道,直到这个排跑到别的团以后,消息才这样传过来。讲起来那个时候很可怜,一点通讯设备都没有。

这一仗快结束的时候,我被派到距南昌有40里路的万寿宫。万寿宫是个道教的道观,我这个排去了,要找个睡觉的地方都找不到。因为那里等于是个观光地区,除了万寿宫,多数民房都没有房顶。后来找到一间,顶上一面有网,一面没网,一下雨雨水就飘过来。谣传说日本人占领过此地,他们住在那个道观里,结果住在那就会泻肚子,只有赶快离开。据说日本飞机甩炸弹下来,都会被树卡掉。所以那个道观里面是完整的,道教真人的像都一个个摆着。

那里距离日本人的防线大概有两千公尺,我们师长到前线来视察。我们刚从学校毕业没有多久,他拿我们当小孩,就问我怕不怕,苦不苦。视察之后,他就叫工兵连的一个排来加强防御工事,这么一动,就被日本人用望远镜看到了,那边的炮直接就打过来。山炮都很厉害,地方又空旷,刚听到声音,炮已经到了人面前。

跟日本比起来,我们的士兵待遇上相差太多,也可以说蛮可怜的。日本人占领后留下的垃圾堆里,有他们丢弃的罐头之类,我们士兵居然去拨开看。结果发现一包东西,大概有五六公分粗,十公分长,小柱型,外表很漂亮:蓝绢做面,里子是白绢,那个绢都发亮。打开一看,是很讲究的冰糖,一块块都半透明的。我现在想,说不定这就是台湾生产的,因为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塞班岛,都种甘蔗能出糖。至于日本人真正对老百姓有什么恶行,那直接看不到,因为在跟他打仗。

到了第二年,民国31年发生了浙赣会战,那时候部队的编制变了,每个营里有个迫击炮排,我就从步兵连调到迫击炮排当排长。那时是在浙江衢州作战,因为美国开始实行穿梭轰炸,飞机从外海的航母起飞,轰炸完日本本土之后,就到浙江衢州机场降落,加了油再飞回去,所以日本人要攻打这个机场。那一仗中,衢州城被包围了,最后守城的团长被飞机投的炸弹炸死。日本人进城后杀死很多人,有个连长躲在尸体里,没有被发现。等日本人撤退,他逃出来,到军长这边,军长说你饿那么久,不要马上吃很多东西,吃东西要慢慢地,免得发生危险。

我直接参加作战,后来还有一次,可是那时我当连长了,等于是督战。因为我在军里,部队打仗,我们也到前线去。最后一仗,是日本人沿着富春江,从杭州打到金华兰溪,与我们26师接触之后,就往回退,快退到杭州时,日本天皇就宣布投降。据说在宣布投降那天晚上,日本军官在驻地喝酒,很疯狂,本以为这一仗会是很好的结局,却变成投降了。

我在十月底的时候,就离开部队,到南京的中国陆军总部工作,负责第十战区的作战任务,那时候目标已经变了,变成对共产党,不是日本人了。

责任编辑:唐智诚 PN008

作者:高泽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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