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亲历者王慕竑:同学们受老师影响投奔共产党抗日

王慕竑

嘉宾简介:王慕竑,1926年生,在台抗战亲历者。

本文根据王慕竑台湾《远望》杂志社主办的抗战亲历者座谈会上发言音频整理而成,整理者:王诗云

小学时参加救亡组织在城隍庙里唱抗战歌曲

王慕竑:我是杭州人,出生于1926年12月31日,今年90岁。抗战爆发前,大约是1934年、1935年之间,我被父母送到浙江黄岩,之后一直在黄岩念小学和中学,直到1946年高中毕业。

九一八事变时,我还在上幼儿园,老师就给我们讲九一八的事情,带我们出去时,经过日本领事馆,我们还喊“打倒日本”的口号。

我记得,抗战刚开始时,有很多救亡组织,贴了很多抗战标语。虽然我那时还是小学生,也参加了救亡组织,每到晚上,就会和许多人一起,在城隍庙里面唱抗战歌曲。

抗战期间,日本人两次进入黄岩,都是没打仗直接进来的。县长逃走了,老百姓也就跟着逃到乡下去了。日本人第一次进入黄岩时,黄岩的有钱人当汉奸,组织了维持会。占领一两周以后,日本人撤退,国民党的县长回来,维持会会长就被砍了头,当时用的还是清朝刽子手用过的刀。维持会会长的头后来被挂起来示众,我们有的小孩子回城时看到了。1943年,日本人第二次进入黄岩,也是一两周后撤退的,所以我们没有受到日本人的统治。

当时,日本人经常来轰炸,乱投炸弹,第一次投炸弹是在1937年,阴历8月初一,那时我在放暑假,学校也没有拉警报,日军的飞机来时,大家一开始还看得高兴,直到丢炸弹下来,炸死了很多人。之后日军经常来轰炸,只要警报拉响,我们就逃到郊区。黄岩是盛产橘子的地方,城里一、两里路都是橘园,我们就躲在橘园下面,日军的飞机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向地面扫射,把我们吓得小便都出来了。

中学老师思想左倾同学们受影响投奔共产党抗日

王慕竑:直到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投降,大家高兴得不得了。我读的中学是黄岩县中,当时因为战争的原因,南京、上海、杭州的有些大学迁到西北去了,但有些教授没有走,他们就回到黄岩县中教高中的课程,所以黄岩县中的教师水平很高。

我读中学以后,我们班老师的思想信仰是左倾的,因此对我们影响很大。后来我才知道,有些老师是做地下工作的,是共产党,由于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进行清党,使他们脱离组织了,因此就潜伏下来。学生对这些老师的印象非常好,我们班上有些同学,高中只读了两年,就去参加了四明山三五支队,也就是浙东游击队,投奔共产党,进行抗日。高中毕业后,有些同学考上了浙江大学,只读了一年,也上四明山参加抗日了。由此可见,学校老师对学生思想的影响非常大。

抗战时在寺庙里读书 六人分吃一碗菜

王慕竑:我读中学时,生活条件非常苦,初一入学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两顿饭,开饭时间是上午9点和下午4点。那时交学费不交钱,交米,叫做“学米”。“学米”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你本身要吃的米,一部分是你算作学费的米。

当时,由于日军经常轰炸,我们学校就迁到了三四十公里外的一个庙里。1989年我回黄岩时,那座庙的地宫被挖开,我才知道它原来是北宋的庙,叫灵石寺。庙里的大雄宝殿很大,学校就把大雄宝殿拆掉,菩萨拿下来烧掉,让学生在大雄宝殿里住上下铺。吃饭就在一条走廊里,六个人坐一小桌,每桌有一大碗冬瓜或者咸菜,大家分着吃。我现在喜欢吃辣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因为那时没有菜,只好到镇里买辣椒酱,拌在饭里面吃。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抢饭吃的,盛饭时,第一碗盛得少一点,三口吃下去,马上再把饭盛得满满的,慢慢吃。老师在另外一桌用小饭桶吃饭,有时学生的饭不够,大家就去向老师要,老师好心,就用小饭桶给大家一点、一点地分饭。我们那时候苦得不得了,都是自己洗碗,洗了以后放在桌子下面,吃饭的时候再拿出来。

母亲忆南京大屠杀:有的女孩子出去了就再没回来

王慕竑:抗战胜利时,我高中还没有毕业,高中毕业后,因为那时我母亲在上海,我就也到了上海。母亲告诉我,因为我父亲是抗战前,1937年4月得肺病去世的,生前在南京首都检察厅的医务室里管药剂,他去世后,检察厅给我母亲安排了一个职位,让她维持生活。所以我们家的六个孩子,我同我哥哥留在黄岩读书,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到了南京。

她还讲过南京大屠杀的事情,讲得非常惨:日本人打进南京时,南京的首都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了,所以南京保卫战根本就没有打。那时,检察厅说国民党要撤退,我母亲就坐在大卡车的副驾驶上,跟随检察厅一起,到了南京中华门的门口,却被告知不准撤退。守南京城门的国民党兵说:我们没有接到你们可以撤退的命令。所以,全部南京警察都没有撤退,他们缴械以后,被日本人一卡车、一卡车地运出去,用机关枪扫射死掉了。

那时,美国在南京办了一所教会大学,叫金陵女子大学,日本人进南京后,所有南京的女人都被带到金陵女大里保护起来,我母亲也在其中,当时她脸上都要擦着泥巴,生怕被日本人看到。母亲说:“有的女孩子说回家一下,可出去了就再没回来”。惨得不得了。

抗战胜利以后,我母亲就离开南京,到上海的工厂里做事。所以,整个抗战期间,我和母亲都不在一起,这些南京的事情,都是我到上海后,和母亲在一起住了7、8个月,这期间她才告诉我的,我之前根本不知道。

1946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上海的一所纺织染料专工学校,但学费贵得不得了,要好几十万老法币,我就说不要念专工学校了。抗战胜利后,成都空军机械学校面向全国招生,我就在上海报考了。我们空军机械学校的同学,来自全国各地,有沈阳、天津、北京的,有上海、福州的,也有湖南、杭州的。入学前,要先经过入伍训练,当兵六个月,成为军人,然后再到学校经过考试才能入学。那时,要求每个人都要入国民党,有些人不愿意,学校就说不是强迫入党,不是国民党员也可以入学,但是组织了考试,不是国民党员的学生通通以不及格的名义被淘汰了。1947年,就是民国36年,我成为了国民党员,进入空军学校,1949年跟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1950年5月8日毕业。

责任编辑:王诗云 PN132

作者:王慕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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